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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玉山:我所亲见的郝柏村先生

2020 年3月30日,郝柏村先生辞世,享年101岁。4月10日,他入土为安。我在五指山上,送他最后一程,隆重的军礼中,肃穆的气氛下,多少往事涌上心头,历历如昨,难以磨灭。

遥望郝先生 

1993年8月16日至22日,国民党召开第14次代表大会,我获邀列席,并参与起草大会宣言。出席代表中赞成设置副主席者高达1007人,惊动了场内外。 

李登辉主席稍后被迫任命四位副主席,包括郝柏村先生。根据大会纪录,党主席获得1686人支持,四位副主席获得1695人支持,后者得到在场代表百分之百的同意,说明党内制衡的呼声无可抵挡。

我在会场遥望,郝先生受到热烈的欢迎。稍早,他在1993年2月,卸任“行政院长”,由于政绩辉煌,民调多次超过李登辉,最高达到91%,引来李的忌恨,乃散布各种谣言,打击郝先生。郝先生下台后,李登辉逐渐暴露了真面目,我在痛心之余,写了《忘恩》一文投稿一家大报,但它不敢刊登,于是转由世新大学的《立报》发表。

追随郝先生 

1994年5月27日,拙作《忘恩》发表时,预期读者不多,未料获得郝先生的重视。稍后,他在家询问龙斌,龙斌告以我是他的高中同学,于是立刻约见。

这一年郝先生75岁,每天运动,非常健康。我曾写下这段话:“先生与我布衣相见,英雄气概之余,是长者的蔼蔼慈光,完全写照了‘望之俨然,即之也温’二语。”他垂询我的家人和工作,以及是否愿意在不影响政治大学的本职下,担任他的文字秘书。此后26年,每星期有将近一半的天数,我得以向他请益,合计约4000天,成为此生最大的收获。

郝先生谦称,他是拿枪杆子的,不是拿笔杆子的。但是,放下枪杆子后,他越写越顺,包括日记与札记,批注蒋介石先生日记,还原抗战史实以及回忆录等,合计约500万字,平均每年近20万字,等于一年出一本厚书,而且广获好评,对一位职业军人而言,这是何等不易!我在他的晚年,得以文字为媒,走进他的思想世界,如黄俊杰教授所说,实属殊胜因缘了。

26年来,好朋友形容,郝先生与我是忘年之交。此语若能成立,或因我是文人而非军人。部属对他总是敬畏的,他对我总是亲切的,所以无所不谈。我陪他演讲、访友、看展览、逛书店,足迹所至,总是受到热烈的欢迎,有时祖孙三代齐声喊“郝伯伯”,诉说对他的感念,让他欣慰不已。他任“行政院长”33个月,未满3年,就得到“蒋经国第二”的称号,也因此被李登辉拉下,但民间的声望历久不衰,除他本人外,唯近身者感受最深。

1996年8月15日,我随郝先生到新加坡,李光耀资政热情接待。新加坡共和国成立不久,就请台湾代训其陆军,两人因此成为好友,我在成功岭受训时,就看到“星光部队”,特色是没有帽徽。两位老友相谈甚洽,由我担任纪录。李资政表示,李登辉与他会晤时,强调台湾与大陆长期分离,他则反问,金门和马祖谁属?李登辉不能回答。

李资政一再表示,若无大陆人士来台的贡献,台湾不会有今天。对于“台独”人士的作法,例如不承认国语,只称为北京话,且以双语为名,拟以闽南语为“国语”,李资政指为自找麻烦。郝先生则指出,新加坡的华人、马来人、印度人等力求团结,台湾却要划分闽南人、客家人、外省人、原住民,令人感叹。“李登辉若不背离蒋经国先生的立场,就不至于到此地步”。李资政同意此说。

之后我们到欧洲参访,让我认识到郝先生的另一面。意大利的古迹,占全欧的百分之六十,为了保护本国导游,不准各国导游用母语导览,因此我们每到一地,都要接受意大利导游的英语解说,台湾导游形同哑巴。结果无论在教堂或博物馆,就只有郝先生和导游对谈,每次都在两小时以上。他的英语何以如此流畅?原来早在加入印度远征军前,他就抽空勤练,来台后两度赴美深造,更多了实地的经验。他还是“空中英语”的学员,对彭蒙惠老师非常感激。直到晚年,仍然每天读英文报,就像每天写作一样,争分竞秒,不负此生。

郝先生写短文时,往往一气呵成,晨起或午休后立即执笔,原来下床前已拟就腹稿了。至于写一部大书,例如回忆录,则十度修订,字字慎重,力求精准无误。我校读他的著作,则从断句开始,以他的高龄,并未学过新式标点符号,顿号或有或无,久之我也能辨认所有的字迹。

回忆录原拟取名《保台反独六十年》,却从晋朝的郝隆写起,我建议改名,这七个字则列为篇章的标题。他表示,保台反独是一生最重要的职志,必须强调。最后,我拿出上下两册的《李光耀回忆录》,他立刻接受建议,于是有《郝柏村回忆录》,现在成为畅销书,当能告慰他的苦心。

郝先生的自律,更是无比惊人。过去每星期运动七天,风雨无阻,90岁以后稍减,但仍不少于五天,以致龙斌会说他“运动过度”。体重从80公斤降到74公斤后,只要当天超过半公斤,就立刻放下筷子。每天进办公室,例假日如此,除夕和新年也不例外。中午只有蔬果,千篇一律,我们觉得难吃,他则乐此不疲。自律如此严格,待人却十分宽厚,回忆录只谈公务的得失,不说个人的恩怨,有读者觉得“不过瘾”,非他所能计及。26年来,我修订和润饰的每一处,他几乎照单全收,这样的信赖前所未有,能不铭记在心? 

怀念郝先生

2019年4月1日,郝先生最后一次召唤我,叮咛回忆录的出版事宜,语气平稳,思路清晰,一如平日。万万没有料到,他在第二天就因中风住院。为了避免感染,我整整一年不能探望,焦虑前所未有,时常梦见他。中风是他唯一担心的,不幸而言中。

郝先生住院期间,我在张自治先生的陪同下,第一次进入办公室里的卧室。卧室远逊于一般家庭,墙壁斑驳,拖鞋破旧,令人惊讶。这不能怪家属,很少人进入这一小间,假如我早看到,会买一双新鞋。但是,他根本不在意这些小事,大事是桌上手写的仿陆游诗,后来稍加修改,收在回忆录的自序里:“保台反独绝非空,但悲不见中华同;两岸和平统一日,家祭毋忘告乃翁。”

退休后,他奋力写作,直到100岁,成为我所见最勤劳的长辈。他深知人寿有时而尽,但文章无穷,可以传诸后世,住院期间就出版了两部新书,在书店中,在图书馆里,在不少人手上,都有他的著作,确已在他身后流传,可谓功不唐捐。

郝先生前30年在大陆,后70年在台湾,无论从戎、从政与从文,都全力以赴,直道而行,爱国者、执行者和人格者的形象深植民心,不可撼动。因此特别令人怀念,我的悲伤遂无已时。啊!天佑台湾,天佑中国。

 (文章来源《观察》81期,作者系台湾“考试院”委员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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