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钱钟书在台湾 一次鲜为人知的演讲

  钱钟书在台湾 一次鲜为人知的演讲

  见诸报端最少却又声名远扬的学术大家

  在那些尘封已久的旧报刊中,往往有着许多至今不为人知的史料,常常有着不少至今尚未发现的史事之记载。

  钱钟书先生是学贯中西的学术大家,《钱钟书集》业已出版、再版、重版多年,其著述篇目业已为读者所熟悉。那么,钱氏会不会亦有一些“集外文”与“佚文”之类的稀见史料,散落湮没于旧报刊之中呢?

  长期以来,笔者通过搜集与整理散落在旧报刊中的“佚文”与“逸事”,不但对自身的文史研究提供了更多“新鲜”与“鲜活”的史料,也多次发现《鲁迅全集》《胡适全集》《蔡元培全集》《刘文典全集》《沈从文全集》《徐志摩全集》等诸多近现代名人全集失收的相关文献。

  遗憾的是,除了发现《清华周刊》上有一些零星“少作”,且皆已辑入其文集之外,其余关涉钱钟书的“佚文”乃至相关报道,都少之又少,几近于无。这样的情形,与钱先生专心学术、倾心治学而少有社会活动,更少有公开发表言论有直接的关系。可以说,钱钟书乃见诸报端最少却又声名远扬的学术大家,也是著述极其丰富却又最难于从旧报刊中“辑佚”的著名学者。

  不过,截至目前,笔者亦有一次颇感幸运的意外之获。那就是偶然在一份1948年4月14日的《东南日报》之上,寻获了一篇题为《钱钟书在台大演讲》的报道。

  2020年,乃是钱钟书先生110周年诞辰,这一篇70年前的钱先生远赴台湾演讲之报道,竟于故纸堆中悄然浮现,令人唏嘘。谨以此文,怀念先生。

  赴台演讲谈《中国诗与中国画》

  关于钱钟书早年演讲活动的史料,可谓少之又少,更何况这还是其早年远渡台湾的一次演讲,实在是闻所未闻,其研究价值自不待言。其原文如下:

  钱钟书先生,本月一日上午十时在台湾台大法学院作专题讲演。讲题是:《中国诗与中国画》。他含笑向听众说道:我并不想估定中国旧诗或旧画的价值,我只想说明中国传统批评对于诗和画的比较估价。我们研究批评史,还是为了我们自己要批评,我们要了解一个作者而予以评判,有时也该知道旁人对于这个作者的意见。一个艺术家总在某一种风气之下创作,这个风气影响到他材料的取舍,标准的高低,给予他以机会,而同时也限制了他的范围,就是反对这种风气的人,也受到它负面的推动,因为他不得另开路径,来避免他所厌恶的风气。所以风气是创造上的潜势力,也是作品的背景,而从作品本身往往看不出来。只有读作者同时一般人对于他作品的批评。看他们有什么贬责,有什么赞美,有什么标准和要求,我们才明白作者周遭的风气究竟是怎么一回事。好比从飞沙麦浪里看时了(解)风的姿态,一时期的风气经过长期而能保持,无根本的变动就是传统;传统常常在活动,一面把规律定得严,限止新风气的产生,一面把规律定得松,可收容新风气。假如这新风气和旧传统太相抵触了,于是文艺思想上就起了革命。新的风气和新的教育增进了人类的健忘,我们对于该传统中的作品当然可作更客观的批评,这种批评也许对于艺术家有新的认识,对于现代更有现实性——所谓不朽的艺术不就是继续有现实性,经得起重新估价的作品么?

  诗跟画是姊妹艺术,有些人进一步以为诗画不但是姊妹,并且是孪生的姊妹,张浮休《画墁集》卷一《绂(跋)百之诗画》云:“诗是无形画,画是有形诗”。说到这里,钱先生又举例说:欧阳修《盘车图》诗说:“古画画意不尽形,梅诗咏物无遁形,忘形得意知者寡,不若见诗如见画。”这意思就是说,若要看迹象,读画反不如咏诗,因为诗倒具所本有的功用。这种“出位之思”,当然不限于艺术,若照近代心析学派的说法,艺术家的挑选某种材料来作为表现的媒介,根本是“出位”的心理补偿。这个意思在诺娃利史Novails 的《碎锦集》Fragmenet 第一千一百二十四条里早说明了。

  钱先生对于“即诗即画”“诗画一律”,都详征细剖,以证明:中国诗画品评标准似相同而实相反,诗画两艺术各抱出位之思,彼此作越俎代谋之势,并引西方美学及文评家之说,以资考镜。

  上述近千字的报道,严格说来,只是对钱钟书演讲内容的概要性质的简述,并不是完整详尽的记录稿。不过,仅从此报道的基本内容来考察,也至少透露了两个十分重要的历史信息。

  撰文在先,一年后才有同题演讲

  其一,1948年4月1日上午10时,时年38岁的钱钟书在台湾大学作了一场题为《中国诗与中国画》的演讲,这对于研究钱先生生平乃至编订年谱,自有助益。其二,《中国诗与中国画》的演讲,是在钱先生撰成《中国诗与中国画》一文之后不久的一次公开宣讲,为此做一番文本与演讲内容上的比较研究,及至将这一比较研究纳入钱氏学术思想的演进历程的考察,都是令人颇感兴味的话题。

  一般读者及研究者接触到《中国诗与中国画》一文,大多是通过《七缀集》(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,2002年初版),此书迭经多次再版重印,流传渐广。《七缀集》乃是钱钟书将其非常重视的七篇旧文结集而成,《中国诗与中国画》一文,居于书中首位,发表时间也属其中最早者。

  事实上,在辑入《七缀集》之前,《中国诗与中国画》一文,又曾辑入《旧文四篇》(上海古籍书店,1979年初版)。据此书钱先生所撰“卷头语”,可知《中国诗与中国画》一文,最早乃是发表在《开明书店二十周年纪念文集》中的,初版时间为1947年3月。

  溯源至此,可知《中国诗与中国画》一文,至迟于1947年初即已完稿。一年之后,1948年4月1日,钱钟书选择以此文内容为基本框架,远赴台湾大学作同主题演讲,足见其对此文的重视。此次演讲,仿佛是《中国诗与中国画》一文的“缩写版”,且是由钱氏远赴台湾,现场宣讲出来的“缩写版”,真真是此文诸多版本中最弥足珍贵的一种。

  值得一提的是,此次讲演报道发表在《东南日报》第二版“长春”栏目,该栏目是由上海总社陈向平主编的。当时,这一报道通过《东南日报》公开发布,而该报在上海、杭州两地又同时发行,因此在当时整个东南地区应当都产生过一定的社会影响。说到这里,就有必要简略说明一下当时《东南日报》总社在上海,分社设在杭州的历史背景了。

  据考,《东南日报》前身为《杭州民国日报》,初创于1927年3月,本是国民党浙江省党部的机关报,后经过体制革新,成立董事会、监事会,成为公私合营的报纸。1934年4月更名为《东南日报》。1937年11月中旬,因日军即将侵占杭州,《东南日报》被迫西迁金华继续出版。1942年5月,金华沦陷前,分两路后撤,一路撤到浙南,先后在丽水、云和出版;另一路辗转到了福建南平,创办“南平版”。抗战胜利后,《东南日报》分两路复刊,“云和版”回杭州继续出版,成为分社;“南平版”则迁到上海,作为总社。可以看到,抗战前后,《东南日报》的组织架构发生了很大变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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