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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什么让顾颉刚与费孝通纠葛一甲子?

  编者按:

  中华民族到底是一个还是多个?西方的民族概念能否来描述“中国的民族”?日前,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第一副院长潘岳撰文,讲述了上世纪中国两大学者顾颉刚与费孝通纠葛一生的公案。文章摘节如下,标题为编者另拟。

  每个文明的内部,都有共同性和差异性。当共同体分裂时,各个政治中心为了划定边界、巩固自我,都势必夸大差异,贬低共同,直至变成永久的分裂。即便有相同的祖先、语言、记忆、信仰,只要存在政治多中心的竞争,必然产生这一悲剧。教派分裂,族群瓦解,莫不如此。

  政治统一乃是文化多元存在的基础。政治一体越巩固,多元文化反可以尽情伸张个性;政治一体越脆弱,多元文化越会彼此互搏而最终消亡。一体与多元,并非此消彼长而是同弱同强。不理解一体与多元的辩证关系,就会既分割了世界也搞乱了自己。

  一体与多元的概念,曾纠葛于上世纪中国两大学者。

顾颉刚

  第一个是顾颉刚。1917年新文化运动造就了一批刚猛的激进者,顾颉刚算一号。1923年,这位30岁的苏州青年,猛烈抨击三皇五帝,认为上古史是儒家一层层“垒造”而成。他主张用实证的方法审查一切,谁要想证明夏、商、周的存在,就必须拿出夏、商、周三代的证据。他用社会学、考古学方法在古籍间相互对照,“敢于打倒‘经’和‘传’‘记’中的一切偶像”。这个运动发展到极致,就是“夏禹是条虫”。胡适对此大加赞扬,“宁疑古而失之,不可信古而失之。”

  运用这种方法,他提出要否定“民族出于一元”、“地域向来一统”。他认为,古代“只是认定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始祖,并没有许多民族公认的始祖”、“原是各有各的始祖,何尝要求统一”!

  “疑古论”一出,思想界地动山摇,瓦解了历史,就瓦解了“中国认同”。但顾颉刚不以为意。在他的眼里,只有这样一种全新的方法,才能将腐朽的2000年知识谱系予以再造。他和新文化运动的先锋人物们一样,都奋力于创造一个崭新的中国。

  然而,最早质疑中国上古史的,不是顾颉刚,是二战前的日本东洋史学家们。20世纪初,这些史家们以东方民族的眼光叙述东亚文明的兴衰、民族间的此消彼长与邦国兴亡。其代表人物白鸟库吉用实证史学方法提出,尧舜禹并不真正存在,不过是后世儒家杜撰出的“偶像”。本来就受乾嘉考据精神影响的顾颉刚深深服膺白鸟库吉,也高喊“打倒上古史”。

  但这批东洋史大师一面搞学术创新,一面却发展出一套完整的“以种族解构中国”的理论,如“汉地十八省”论、“长城以北非中国”论、“满蒙藏回非中国”论,“中国无国境论”、“清朝非国家论”、“异民族征服乃幸福论”等。这成为今天美国“新清史”观的前身,也是李登辉等独派们的依据。东洋大师们还认为,魏晋南北朝以后,“古汉人”已然衰败,而满蒙民族又有妄自尊大的“夷狄病”。只有日本,集合了北方民族勇武精神与南方汉人精致文化的优点,是拯救东亚文明之弊的“文明终点”。而日本文化是在中国文化刺激下成长起来的子系统,具有承接中华文明的资格,中华文明的中心将转移到日本。

  顾颉刚们警醒了。面对“九一八”的战火硝烟,曾经倾心于东洋史学的他,终于明白了学术与政治的关系。

  1938年,他目睹日本在西南继续挑动泰语和缅语族的独立,又受到傅斯年的精神撼动,终于否定了自己的成名理论。病中的他在1939年2月9日,扶杖到桌案前写下了《中华民族是一个》 。

  他反对使用“民族”来界定国内各族群,建议改用“文化团体”,因为“自古以来的中国人本只有文化的观念而没有种族的观念”。实际上,顾颉刚在这里提出了“国族”的概念,即“同属一个政府统治下的人民”属于同一的国族,即中华民族。

  他拿自己的出身举例,“我姓顾,是江南的旧族,想来总没有人不承认我是中国人或汉人的了;但我家在周秦时还是断发文身的百越之一,那时住在闽浙的海边,不与中国通,实在算不得中国人。自从我们的祖先东瓯王心向汉朝,请求汉武帝把他的人民迁到江淮之间……我们再不能说我们是‘越民族’而不是中华民族的一员了”。一贯认为“三代续统”是后儒编造的他,开始论证商周之转化,“连商王的后裔孔子也要说,‘周监于二代,郁郁乎文哉,吾从周’了。他并不想说‘你们是周民族,我们是商民族,我们应当记着周公东征的旧恨’;他却爱慕周公到极度,常常梦见周公。”“试想这都是何等的气度,那里存着丝毫窄隘的种族观念”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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